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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于《北方牧業》. 2021,(23). 12-14

作者：顏志輝

單位：北京市農林科學院數據科學與農業經濟研究所

摘要

隨著農業結構調整，大城市畜牧業迫于生態環境壓力大幅縮減，這是否會對居民畜禽產品供給保障尤其是應急保障產生影響值得探討。本文以農業生產條件類似的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個直轄市為例，從主要畜禽產品生產情況出發，分析畜禽產品滿足居民消費情況，養殖規模與土地承載的適宜性及畜牧業相關政策情況，總結國外大城市在畜牧發展方面的經驗，為大城市畜禽產品供給保障以及畜牧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隨著我國居民飲食消費結構的變化，畜禽產品的消費量持續增長，肉、蛋、奶等畜禽產品供給保障成為關系民生的重要問題。當前農業結構調整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使大城市畜牧業面臨新的發展形勢。大城市在畜牧業調整過程中，散亂差的落后產能不斷淘汰出局很好地改善了生態環境質量，然而一些生產水平較高、具有一定規模的養殖場也受到擠壓則更多地表現出對畜禽產品供給保障的不利影響。在此背景下大城市畜牧業應如何兼顧生態與生產，在改善生態環境的同時維持適度的畜禽產品應急保障能力值得深入地探討。

當前關于城市畜牧業的研究主要圍繞城市畜牧業對生態環境的不良影響，畜禽養殖監管困難、疫病防控風險等問題，認為城市郊區養殖布局應考慮生態平衡，采用“多點式”生產工藝，充分利用天然防疫屏障。國外關于城市郊區畜牧業相關研究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發達國家城市庭院養雞或其它小型動物的相關研究，另一類集中在經濟水平較低國家的城市農民通過養殖業改善生活水平，豐富食物結構的相關研究，關于大城市郊區畜牧業發展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本文以畜牧業生產條件類似的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個直轄市為例，從主要畜禽產品生產情況出發，分析其畜禽產品滿足居民消費情況，養殖規模與土地承載的適宜性及畜牧業相關政策。在此基礎上，總結國外大城市在畜牧發展方面的經驗，為大城市畜牧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1新形勢下大城市畜牧生產情況

大城市畜牧業經過近年來的結構調整，主要畜禽產品產量均出現了大幅度下降。北京通過農業結構調整大幅壓縮畜牧業規模，鼓勵畜禽養殖企業異地建場，打造環京農產品物流圈來保障城市的農產品供應；上海的畜禽產品供應基本上不依靠當地畜牧業，而是通過在周邊省份租用養殖基地來實現畜禽產品的供給保障。根據統計數據，2018年，北京、天津和上海主要畜禽產品中肉類分別為13.5萬噸、21.2萬噸和11.3萬噸，禽蛋產量分別為11.2萬噸、19.4萬噸和3.2萬噸，牛奶產量分別為31.1萬噸、48萬噸和33.4萬噸，較上年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分析近十年來京津滬主要畜禽產品產量的變化，可以發現三地在不同畜禽產品產量變化趨勢上存在差異。在肉類生產方面，北京和上海在肉類產量均呈現持續下降趨勢，其中北京下降幅度大于上海，天津則在2016年之前肉類產量相對穩定，之后出現了下降趨勢。三地豬肉產量變化趨勢總體與肉類保持一致，北京的豬肉產量變化在2014年之前較為平穩，之后出現緩慢下降，下降幅度小于肉類的下降幅度。在禽蛋生產方面，北京在2013-2014年經歷了產量的增長，2015年后呈下降趨勢，天津禽蛋產量相對穩定，上海一直呈現緩慢降低的趨勢。在牛奶生產方面，北京牛奶產量在2012年前保持穩定，之后呈下降趨勢；天津則在2016年之前保持穩定，之后出現了下降趨勢；上海牛奶產量相對穩定，在2017年和2018年牛奶產量出現了小幅上漲，詳見圖1。

圖1 京津滬三地主要畜禽產品產量變化2009年-2018年

2畜禽產品滿足居民消費情況

據統計，2018年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地的人口分別為2154萬人和1560萬人和2424萬人，依據主要畜禽產品人均消費情況，可以得出京津滬三地的肉類消費分別為55.9萬噸、41.9萬噸和76.4萬噸，其中豬肉分別為35萬噸、26.2萬噸和54.6萬噸。京津滬的蛋類消費分別為31.4萬噸、27.6萬噸和29萬噸，牛奶消費分別為56.1萬噸、29.1萬噸和50萬噸。結合前述主要畜禽產品生產情況，京津滬三地肉類自給率分別為31.3%、80.8%和17.7%，其中豬肉自給率分別為38.6%、81.0%和20.7%；蛋類自給率分別為35.7%、70.2%和11.0%；牛奶自給率分別為55.5%、165.0%和66.7%。天津主要畜禽產品的自給水平較高，尤其是牛奶更是供過于求，而京滬的畜禽產品自給水平相對較低。

表1 京津滬三地居民畜禽產品消費情況（2018年）

3 養殖規模適度性分析

判斷一個區域是否應該發展畜牧業的一個科學依據是該區域是否有畜禽產品的保障的需求、是否有足夠量的土地消納畜牧業產生的糞污，大城市雖有其獨特性也符合這一原則。從滿足市民的畜禽產品需求方面看，大城市人口集中，飲食習慣和消費能力決定了畜禽產品需求旺盛，通常畜禽產品都可以通過外地調運得到有效地保障，然而在遭遇疫情、交通受阻等突發情況下，大城市保留適度的畜禽產品應急保障能力就顯得尤其重要。從土地消納畜禽糞污的角度看，北京、天津和上海主要農作物及果園播種面積分別為150.2千公頃、457.9千公頃和296.9千公頃，具備一定畜禽糞污消納基礎，這是其畜牧業發展的基礎和限制條件。

京津滬畜牧業可承載規模依據農業農村部《畜禽糞污土地承載力測算技術指南》，以豬當量作為衡量畜禽氮磷排放的度量單位，1頭豬為1個豬當量，其它畜禽以存欄量折算按照相應參數換算成豬當量進行計算。農作物氮、磷需要量依據農作物產量和單位產量養分需求量計算。農作物糞肥氮磷需要量依據農作物氮磷需要量、施肥供給養分占比、糞肥占施肥比例和糞肥的當季利用效率測算，其中施肥供給養分占比取45%，糞肥占施肥比例取50%，糞肥的氮素當季利用率取25%，糞肥中磷的當季利用率取30%。單位豬當量氮養分供給量為7.0kg，磷養分供給量為1.2kg。測算結果表明京津滬三地當前畜禽養殖規模均已低于土地的承載力，基于氮素的可承載規模均低于基于磷的可承載規模，詳見表2。京津滬三地畜禽養殖規模占基于氮素可承載規模的比例分別為85.8%、50.3%和35.1%。北京可承載規模較低，主要的原因是近年來實施的“平原造林”導致的農作物播種面積大幅降低，本研究主要基于農作物產量進行測算，未涉及人工造林的承載力。

表2 京津滬三地畜牧業承載情況（2018年）

4畜牧業發展的政策環境

大城市在畜牧業發展的政策從最初的鼓勵發展到禁限養，再到鼓勵生豬復養，缺乏穩定性和延續性。十三五期間，京津滬均制定了畜禽養殖退養計劃。為了提升豬肉的供給保障能力，大城市畜牧業政策也進行了調整，但出臺的相關政策措施僅限于生豬方面，如天津規范畜禽禁限養管理，取消超出法律法規的禁養規定和超劃的禁養區，生豬養殖用地作為設施農用地，按農用地管理，不需辦理建設用地審批手續，取消附屬設施用地規模15畝上限規定。上海結合主要畜產品最低保有量和永久基本農田，根據生態承載能力確定本市實際養殖量，推進畜禽不規范養殖整治工作開展畜禽養殖禁養區排摸調整工作，調減禁養區面積1206平方公里。北京相關的區縣也調整了禁養區域，啟動了一批規?；i場建設項目。京津滬出臺的相關鼓勵措施目前大多限于生豬方面，然而除了豬肉，市民對奶、蛋等畜禽產品也有很強的需求，這也為后續大城市進一步完善畜牧業發展政策的提供了空間。

5國外大城市畜牧業發展經驗

5.1 通過立法規范畜牧業發展

都市農業法令使都市農業合法化，城市農業條例是一種改變分區法規的通用機制，允許以前被禁止使用土地的農業發展，涵蓋了農場結構、牲畜飼養或銷售。城市農業條例定義了不同類型的城市農業，確定其區域范圍，并將農場的規模和活動限制在官方和社區認可的合理范圍。西雅圖早在1994年就通過了第一個城市可持續發展計劃，2010年對城市分區法規的修訂明確了城市農業的土地使用要求和限制，允許市民飼養牛、羊、馬、雞等，不過限定每英畝1只的要求，不允許養豬。西雅圖的都市農業條例中還有一條重要規定，適用于所有農業類型，即任何情況下都市農場在200英尺外散發的氣味不能超出正常人所忍受的范圍，否則將受罰。芝加哥是美國唯一的從未明確禁止飼養畜禽的城市，其后院養雞和羊的歷史悠久。芝加哥都市區綜合規劃鼓勵將未充分利用的地塊、空間、屋頂轉為農業用途，在這一原則指導下，芝加哥在新修訂的城市分區代碼中去除了一些開展都市農業的障礙，如為客戶提供多少停車位和柵欄的類型和景觀等。波士頓通過2013年的《城市農業區劃修正案》打開了提高農業生產率的大門，還推出了一本對農民友好的指南，用通俗易懂的圖片解釋這些規則，比如需要多少平方英尺的土地才能養雞，用地圖形式顯示哪些地區允許養雞，并指出了在開始之前需要準備什么等。通過向需要遵守城市農業法規的人傳播城市農業法規有助于確保未來的農民不違反該法規。

5.2 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

在畜禽糞污處理方面，荷蘭通過精細化管理全程管控，覆蓋了畜禽生產、糞污處理、還田施肥等各個環節，減少畜禽養殖和糞污處理環節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糞污還田利用過程中養分的流失。堅持“以地定畜、種養結合”的理念和糞污養分循環綜合利用理念，通過工程技術手段減少畜禽舍、糞污儲存溫室氣體排放，利用沼氣發電、沼液微生物生物質提取技術、干糞生物制肥技術等最大程度實現廢棄物綜合利用，還通過精細管理與全程管控提高飼養效率，從源頭上控制養殖污染物產生量。美國切薩皮克灣流域糞污處理措施方面涉及干濕分離、化學處理、堆肥及蚯蚓堆肥等，提出畜禽糞污從畜禽場到農田進行系統化處理和管理，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的優勢，將某些地區富余的糞污輸送到有需求且短缺的地區。

5.3 食物本地化減少排放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的《城市周邊食品生產戰略管理的規劃工具》報告指出，由于本地生產的食品運輸距離更短、儲存時間更短，因此與異地長途運輸的食品相比，本地生產的食品產生的食品垃圾更少，從而減少了排放和廢物的產生，郊區農業生產還可提高糧食安全，通過縮短運輸路線減少可能受到的破壞的影響，以及緩解未來石油價格沖擊可能導致的進口食品價格上漲的影響。

5.4 城市郊區農業多樣化經營

城市郊區農場由于生產成本較高，單純依靠農業生產存在經營困難的問題，農場通常結合農業經營活動開展一些其它活動包括農家樂(自選、品嘗、農場旅游)、農民培訓、消費者研討會(烹飪示范、健康和營養教育)、婚禮、生日以及企業團建等活動盈利。多樣化經營形式適用于各類城市郊區小規模農（牧）場。

6對策建議

從土地資源的節約和高效利用的角度出發，我們仍需充分利用大城市郊區的土地維持適度的畜禽產品應急保障能力。因而大城市畜牧業可借鑒國外城市農業發展理念，選擇性地發展資源消耗相對較低的畜種，在一定程度滿足市民畜禽產品的需求。具體提出以下幾個方面建議：

6.1 權衡畜禽產品供給保障與土地承載力確定適宜養殖規模

大城市在制定畜牧業發展政策，確定指導性畜禽養殖規模時應兼顧保障市民的畜禽產品需求和土地可承載能力，從而保障大城市畜牧業可持續發展。

6.2 以立法形式制定大城市畜牧發展原則

大城市畜牧業發展政策的不穩定對畜禽養殖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大城市應根據城市定位和發展特點，通過立法的形式確定畜牧業發展原則，使畜禽養殖企業明確可否發展、如何發展，做到有法可依。

6.3 鼓勵養殖節糧節水畜種

大城市郊區由于土地空間、水電資源等都比較緊張，在畜禽種類的選擇上，應考慮以土地空間要求低，節糧節水的畜種為主，限制耗水量較大的畜禽養殖，從而以更低的投入獲得更多的畜禽產品。

6.4 畜牧業布局上避免產、加、銷割裂

從畜禽產品供給保障尤其是應急保障的角度出發，大城市畜禽產品供給保障應與周邊區域協同布局，利用周邊區域土地資源為大城市畜禽產品需求提供保障。另外，在畜牧產業鏈布局上應統籌兼顧畜牧業生產、加工和銷售等多個環節，避免產、加、銷的割裂。